乡村社会变迁下的文化意识论文
论文关键词：乡村社会、文化意识、现代性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乡村社会的发展和巨变，也带来了乡村文化的价值冲突和认同缺失。乡村传统文化在乡村现代化建设中遭受“破坏较多”和“重建不足”。历史命运。总结和反思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传统文化及其现实作用和价值。乡村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发展，核心是树立“文化自觉”理念，坚持文化传承和文化延伸的理念。统一，构建开放与自治相统一、面向新农村发展的新农村文化认同。
改革开放30年来，乡村社会的发展变化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不过，这也带来了30年来农村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变化。乡土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的快速碰撞，尤其是工业化、市场化的过度开发和破坏，使得乡村文化面临着一定程度的身份缺失。如何理性面对和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的价值变迁，如何从文化哲学的视角看待乡村现代性发展下的传统文化及其可能的文化发展方向，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农村文化现代化的关键问题
1。改革开放下乡村文化的价值变迁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基于几千年的父系血缘关系，构建了典型文化意义上的乡村社会价值体系。在传统乡村社会的既有结构中，自给自足的农耕自然经济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主体，儒家文化形态成为古代乡村社会的主要精神价值纽带。传统社会这种独特的经济文化特征，也塑造了中国农民在个人、家庭、社会观等方面独特的价值取向。
30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伴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这一历史变革过程中，首先，中国农民亲身经历并深刻认识到这一变革带来的身份意识。和价值决策。我们看到，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离土不离乡”和90年代“离土不离乡”两个阶段的中国亿万农民，也享受了3O年的生活。承受中国农村改革的巨大空间变化。 2009年农村改革已取得成果，改革进程仍在推进。新世纪，为推进农村现代化，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从现实层面和价值层面推动我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和发展诉求。为此，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包括2003年实施农村税费改革、2005年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全面取消农业税等。 2006年的千年大变，充分展现了国家对农村改革的信心、决心和力量，充分凸显了农村社会现代化变革的现实意义、进步意义。中国乡村建设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
回顾30年的历程，这一系列改革发展成就的背后，也存在乡村文化产业化、市场化破坏、本土文化认同感缺失等突出问题。 30年来，农村工厂企业的市场化运作，普遍伴随着对当地环境和和谐秩序的严重破坏，导致乡村消失、环境恶化，也带来了集体损失。当地传统文化的丧失；传统乡村文化的断裂和破坏，使广大农民在家庭、社会、个人、价值观、文化视角等方面丧失了文化认同。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精神家园已不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乡土文化认同尚未建立。
2。乡村文化：现代下的传统角色
在这场乡村大变迁和文化断裂的实质过程中，乡村现代化与乡村文化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凸显出来。传统乡村文化在乡村现代化建设中遭遇“破坏有余”和“重建不足”。 “破坏有余”，是指工业化、市场化造成的过度破坏，对传统乡村秩序的无情破坏；“重建不足”，是指现代化建设中乡村文化的价值流失和认同危机。正是基于这种双重命运，近30年来乡村现代化建设与乡村文化建设出现了错位。人们在乡村发展、经济提升等方面忽视了乡村文明、精神家园等乡村传统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现代对中国传统本土文化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初，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费孝通先生的“文化中国”理论。费孝通将人们对中国传统乡村的研究带入人类学、社会学的视野，探讨中国乡村文化模式如何从中国农业和乡村生活中涌现，创造性地提出乡村“人文生态”等概念。事实上，当费孝通提出“乡土中国”时，20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开始普遍地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发展和推动现代实践。例如，潘光旦、吴文藻等人探讨了中国本土传统乡村文化特色在现代社会建设过程中的问题、问题和作用。陶行知、颜阳初、梁漱溟等主要致力于开展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
随着20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史的展开，关于乡村文化现代化的讨论不仅体现在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中，文化学者也在意识形态层面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文化哲学。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洗礼，留给20世纪文化思想界一个充满理性和智慧的话题是如何看待包括传统乡村伦理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实践价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后“五四”文化激进派和自由派带来的文化批判主要强调西方现代主流价值观的普遍意义。他们看到了中国传统乡村伦理的消极意义和现代性。西方启蒙理性普世价值一致认为，传统儒家伦理和宗法制度渗透着“礼教食人”的残酷封建思想，丧失“独立人格”，扼杀“自由人性”。可见，他们在对西方现代价值观的阐释和自我历史意识的表达中，普遍将儒家乡村伦理视为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神圣化、结构化的象征。批评它。 。
启蒙运动确立的基本价值观和理念在五四运动期间乃至整个20世纪得到了理性大力弘扬，成为主流思想界的价值说辞。这极大地刺激和挑战了儒家文明。以及以其道德规范为代表的传统乡村伦理。这些价值观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中确实比仁、义、礼、智、信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以西方主流阐释话语为主导的乡村现代性真正建立起来。这种乡村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传统乡村伦理的合理性和价值，造成传统乡村社会在现代性下的解构。在现代新儒家等文化保守派看来，“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核心是解决“传统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何去何从”的当代问题。因此，他们各自提出了传统儒学的现代化和发展的计划。从20世纪20年代、1930年代到现在，无论是梁漱溟的“文化三向论”，马一浮的“六艺一统诸学术论”，何琳的“西方文化儒化论”，还是冯友兰的“东西方论”全球化文明对话背景下的“文化转型论”、方冬梅的“生命精神提升论”，以及唐君毅的“按原论”、牟宗三的“良心论”、刘淑贤的“异说论”。 ”、杜维明主张的“文明对话”和“儒家转型”。现代新儒学三代的发展，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儒学的命运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可以说，这些追问为传统乡村儒家伦理的发展命运和未来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也为现代条件下乡村文化的传统发展提供了多元的理论视角。
3。迈向乡村文化意识
正是基于乡村传统精神伦理文化的“实质性”影响，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乡村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关系。笔者认为，乡村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发展，核心是树立“文化自觉”观念，从文化迷信到文化自信，从文化批判到文化传承，从文化传承到文化传承。延伸，从而构建出符合中国乡村特色的新文化认同。
“乡村文化自觉”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乡村文化传承。乡村文化的传承是基于对民族、本土文化的自信和认同，以及对文化批判立场的反思。它不仅表现在文化民俗层面（如农村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也表现在精神哲学层面（如仁爱、以人为本、自然和谐的传承、民间宗教信仰的传承等（乡村精神结构的传承），是对乡村传统文化全面、系统、有价值的传承。二是乡村文化的延伸。乡村文化的外延则考虑如何在乡村主体的实践中充分认识到传统乡村伦理的消极意义，充分借鉴西方现代性的价值观，在实践中积极改造传统的消极价值观（如改造传统乡村伦理）。以科学理性破除乡村迷信并（超越宗法原则的渗透、政治治理等），在此基础上，将传统乡村精神伦理与理性、个性、合法、权利、自由等价值观相结合，建立如果说文化传承是乡村现代化的一种姿态，那么文化延伸就是一种基于自主性、开放性的文化生长方式。可以说，文化延伸不仅避免了传统乡村文化的本土局限性，而且嫁接了西方实践证明的普世价值和观念，其目的是创造乡村的新身份。新农村建设文化。
隐含“继承与延伸”的“文化意识”概念，是基于全球化背景下本土知识的普世价值和根源意义。全球化意识在强化经济发展一体化的同时，也日益强化了本土文化的根基和认同。民族、性别、语言、信仰、阶层、年龄等根源因素日益凸显。这些因素在全球化时代变得越来越重要。地方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核心依赖要素。提出包含“继承和延伸”的“文化自觉”，仍然是基于对文化自主性的强调和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警惕和反思。任何照搬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中国农村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性的文化变迁实践。这种变化一定是一个基于自身传统和现实的变革和创新的过程。 ，复制它们只会让你误入歧途。中国乡村文化建设同中国整体现代化建设一样，当然离不开学习不同文化、不同社会，但需要在开放发展中牢固树立自主性。这不仅体现在文化上，也体现在农村经济现代化上。正如有评论指出，简单地照搬和套用西方现代化理论，没有遵循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工农业结合的农村的内在逻辑。从经济角度出发，探索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化转型的可行路径，也将对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产生深远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的现代发展中，过分强调现代性的价值，而往往忽视现代性的负面影响。传统精神伦理往往具有反思和超越现代性负面价值的“超现代”一面。性”价值。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建设应从“如何实现西方现代化”的被迫问题转变为“如何超越西方现代化”的主观问题。 “未来中国社会如果真要现代化，也必须是超现代的，不能只把现代城市社会当作最高理想。”文化传承与文化延伸的统一，是对“现代化”与“超现代性”的全面把握。我们在实践中构建的乡村文化精神伦理不仅是我们自身道德生存的价值要素，而且超越了西方现代性的消极方面。新的价值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哲学上建构真正的乡村现代性。